国际贸易的历史 (一)
优质回答国际贸易起源于早期的全球商品交换活动。这种交换活动最初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区对特定商品的需求。随着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逐渐明确，国际贸易成为了各国相互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重商主义时期，许多国家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限制外来商品进入本国市场。
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以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这些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提高关税、限制进口等手段。通过这些措施，国家试图增加本国商品出口，减少进口，以此来积累金银财富。这种政策不仅在欧洲国家中广泛实施，在亚洲的一些国家也有所体现。重商主义时期，各国对于国际贸易的管理方式和政策选择，反映了当时经济理论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
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后，国际贸易形式和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早期的重商主义逐渐被自由贸易理念所取代。自由贸易主张减少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鼓励商品自由流动，促进国际市场的开放。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经济理论的进步，也体现了各国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选择。
在自由贸易理念的推动下，一系列国际条约和组织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协商和解决贸易争端的平台。WTO通过制定一系列贸易规则和协议，旨在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公平竞争。这些努力不仅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增长，也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尽管自由贸易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在实践中，各国仍然面临着各种挑战。例如，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导致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此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为全球贸易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更加注重平衡和合作，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总之，国际贸易的历史是一部复杂而多变的篇章。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到后来的自由贸易，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和政策选择不断变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面对未来的挑战，各国需要共同努力，通过加强合作和相互理解，推动国际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有哪些规定 (二)
优质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有哪些规定 《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例如，卖同一种商品，为不让对手卖出，故意与之洽谈，拖延时间，将自己的商品卖出。
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情或提供虚假资料；例如，明明没有专业承包资质，谎称有。
3有其他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例如，卖保险箱，却泄露了密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有修改过吗
1、未被修改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日通过，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至今未进行一次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哪些需要改善
新合同法的重要改进及其不足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与1998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变动和修改，较之合同法草案更规范、更完善。同时也应该看到合同法的个别条款，不论是在行文措词上，还是在条款内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进之处。本文通过将合同法与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体条款的比较，指出了合同法的长处及不足，并就其完善化提出了建议。「关键词」合同法，合同法草案，合同形式，要约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该合同法是一部关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完善市场交易规则、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是一部既借鉴了国际通行做法，又符合我国国情，既有现实可行性，又有超前预见性，既考虑通俗易行，又注意遵循科学立法技术的合同法。与去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变动和修改，较之合同法草案更规范、更完善，许多条款更简洁、充实、具体，充分平衡了合同各方的利益。同时也应该看到合同法的个别条款，不论是在行文措词上，还是在条款内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进之处。本文主要通过将合同法与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体条款的比较，探究出它们的差异，指出了合同法的长处和其与合同法草案存在的不足，并就其不足提出了的具体看法和建议，以期能引起关注和进行深入研究。一、关于合同形式条款合同形式是当事人订立合同达成协议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外观。它是关系著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一个重要问题。订立合同的形式一般有3种，即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当事人将合同内容以文字方式表达的合同形式。口头形式是指合同当事人合意表现为口头约定，而非书面文字。其他形式是指除了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之外的任何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或者特定情形来推定合同的成立，如乘客乘上公共汽车并到达目的地时，尽管乘车人与承运人之间没有明示协议，但我们可以依当事人的行为推定运输合同的成立。从合同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总体而论，古代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采取绝对的“要式原则”，即合同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和手续订立，否则无法律上的效力，或者不能被强制执行。近代合同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主张“不要式原则”，即合同无须按特定的形式和手续订立，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达成一致，合同便具有法律效力。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便利经济交往，简化手续，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在合同形式上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基本上采用不要式原则，法律只是要求某些特定的合同需采用书面形式，而其他型别的合同可以任何方式订立。例如法国法律把商事合同视为非要式合同，就是说这类合同的订立不受形式的限制，当事人为确定合同的成立可使用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在英国，汇票与本票、海上保险、担保、地产买卖、金钱借贷以及某些动产抵押等类合同须以书面订立，否则无效或不能被法院强制执行。除此以外，对其他类别的合同并无形式上的要求。有鉴于此，作为目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国际公约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适应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对作为主要合同型别之一的货物买卖合同的形式也采取宽松的态度，明确规定货物买卖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由此可见，合同的形式正朝着更灵活、更简便的方向发展。关于合同形式，合同法草案第十条曾规定：“不动产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涉外合同、价款或者酬十万元的合同，除即时清结的以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法律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依照其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合同，当事人可以采用口头或者其他形式订立。“草案该条第一款首先确定了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三类合同，第二款说明除前款规定之外的合同规定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为了便于把握、判断和执行在什么情况下应采用书面合同，该条极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在第一款规定了一个限制性条件和那些法律未特别规定的一般合同不包括涉外合同，规定了一个固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该限制性条件是不能“即时清结”，这里的“即时清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该规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是价款或者酬为十万元。只要涉外合同、价款或者酬超过十万元的合同不能“即时清结”者就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就其采取固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而言，笔者认为显然是受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影响，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1条规定价款达到或超过500美元的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否则合同即不得通过诉讼或抗辩强制执行。但该条使用是否“即时清结”来对涉外合同或价款或者酬超过十万元的合同采用书面形式加以限制，却给其带来了明显的不足，这样规定显得过于笼统，不切实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它的不当之处在于仅以“即时清结”与否作为涉外合同或价款或者酬超过十万元的合同是否需要采用书面形式的唯一标准，在于这种一刀切的法律规定，因为“即时清结”与书面合同没有任何必然联络。现以我们熟悉的、在商事交往中使用最为频繁的主要合同型别-买卖合同为例来加以说明。按照草案的这条规定，不论买卖合同的标的额多大，只要即时清结，都可以不订书面合同。这样显然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容易导致欺诈的出现，在有些情况下，使卖方有机可乘，特别是在买卖的标的物属于价格昂贵，结构复杂的高技术产品的情况下，尽管这类标的物多半都超过十万元，若是即时清结，依照本条就可以不订书面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买方购买时因受专业知识和检测手段的限制，不易当时发现其存在的瑕疵或缺陷，而在购买使用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发现其瑕疵所在，这时买方由于缺乏书面合同举证，若要向卖方索赔就十分困难，卖方时常可以缺乏书面合同、没有具有
质量保证条款为由进行推脱，拒不认帐，导致争议的产生。这足以说明，买卖标的额十万元的买卖合同，即便即时清结，也应以书面形式订立为好。再者，按照该条规定，凡是不能即时清结的十万元的买卖合同，买卖双方均没有选择口头合同或书面合同的自由，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之间未订有书面合同，仅有口头协议，即便双方当事人系长期业务中形成的交易伙伴，由于双方信赖度强，都对此加以承认并自愿认真履行，法律也不认可这种合同。当然如果这种合同发生纠纷，法律肯定是不会承认其效力的。这种规定显然缺乏灵活性，不便于买卖交易的迅速达成。而合同法第十条对合同法草案的该条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彻底摒弃了“即时清结”这一限制性条件，对合同形式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态度，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笔者认为合同法的该条这样规定适应了商事交易的不同情形，符合合同形式正朝更灵活、更简便的方向发展的客观规律，既借鉴了国外经验，又结合了中国国情，同时也便于与国际惯例接轨，体现了下述三个有机的结合：灵活性与限制性的有机结合。该条首先在合同形式上采取开放性的态度，明确对当前商事交易中普遍存在的，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各种合同形式加以确认，指明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这体现了其灵活性。同时，该条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办理，这又说明了其限制性。这样对那些确实需要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种类，立法机关就能运用法律来加以明确规定，并要求当事人予以遵循，充分保证各类合同都能根据实际需要和各自不同的特点，以与其相适应的形式订立，从而便利于实际履行，防止争议的产生。尊重当事人的自愿与促成交易的达成的有机结合。该条贯穿的一项原则就是凡是不违反法律，民事双方自愿订立的合同就是有效的。这实际上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条款将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与书面形式一并进行规定，实质上是注重和承认了当代社会里商事交易是以讲而不注重形式这样一个现实，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与交易方式的增加以及人们对交易时间的迅速性要求越来越强烈，不要式合同尤其是口头合同的数量必然逐渐增加，并且会在买卖合同等类合同中显得更加突出，法律上明确对这些形式进行规定，承认其法律效力无疑会促成交易的达成，因而它体现了尊重当事人的自愿与促成交易达成的有机结合。现实可行性与超前预见性的有机结合。虽然目前在我国，人们的法律意识正处在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但应予承认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诚实信用原则正受到愈来愈多人的重视，合同的严肃性亦在得到愈来愈多人的维护，基于这一情况，承认口头合同有效在当前是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可行性的，而且未来社会商品生产愈发达，交换愈频繁，合同形式必然愈趋简单，条款这样规定就把现实可行性与超前预见性有机结合在一起。
二、关于要约失效条款要约与承诺是达成合同所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式，它们构成合同成立的轴心。在合同法制定之前，我国的民事立法包括三部合同法以及有关合同的法律、行政法规，都没有关于要约与承诺制度的规定，这对鼓励交易、正确处理合同纠纷不利。因而在合同法中规定要约与承诺制度、要约与承诺的效力以及合同的成立和缔约者的责任，就会使在经济交往中需要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有所遵循。这对于分清各当事人的责任，正确恰当地确定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鼓励交易，减少与解决纠纷，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都较为详细地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两者相比较，合同法更为完善和全面，这在要约失效的条款上反映得尤为明显。所谓要约的失效，也称为要约的消灭或者要约的终止，指要约丧失法律效力，要约人与受要约人均不再受其约束，要约人不再承担接受承诺的义务，受要约人亦不再享有通过承诺使合同得以成立的权利。通常要约失效的情况有：要约有效期届满。要约中若订明了要约有效期的，那么，在有效期内受要约人不作出承诺的，要约失去效力。要约中若没有订明有效期的，则经过合理期间受要约人未作承诺的，要约丧失效力。要约被拒绝。要约被拒绝指受要约人明确回绝或对要约人的订约条件作了扩张、限制或变更。在前一种情况下，受要约人根本没有交易的意思，要约自然无效。在后一种情况下，视为受要约人对原要约人做了新的要约，原要约效力自然终止。要约人撤回或撤销要约。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撤回要约或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后撤销要约，其目的在于排除要约对自己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要约的效力自然终止。对于要约的失效，合同法草案在其第二十条规定：“要约于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时失效”显然这条对要约的失效采取了过于简单的处理方式，仅规定了要约失效的一种情况，未能将其他几种常见的要约失效的情况进行具体规定，这不利于全面地规范合同订立的行为，容易导致执行过程中的争议产生，达不到充分保护合法当事人目的。合同法第二十条则对合同法草案的该条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和补充，它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了实质性变更“。上述合同法该条规定的要约失效的四种情形里，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种情形。它规定的是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了实质性变更致使要约失效的情况。受要约人对一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的变更为反要约，提出反要约就是对要约的拒绝，使要约失去效力，要约人即不受其要约的拘束。这里关键是要准确理解何谓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为此，合同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在现实生活里，还有一种可能使要约失效的情况是，在特定条件下要约人或者受要约人死亡。但要约是否因要约人或者受要约人死亡而归于无效的问题，各国法律规定不尽一致，情况比较复杂，有鉴于此，合同法未对此加以规定。应该说合同法的第二十条既对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基本上涵盖了要约失效的几种常见情况，亦还存在着不足，这就是尚未穷尽所有要约失效的情况。笔者认为似还应补上第种情形“法律上的原因”。“法律上的原因”致使要约失效的情形相当于因不可抗力而解除合同，例如，甲向乙要约出售A产品，但在要约有效期内，甲因法律严禁A产品出口，那么，该要约即失去效力。三、关于预期违约条款预期违约是一种源于英美法的先进的合同制度。它指的是合同依法成立后，在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已有根据预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将不会履行其合同义务。按照英美法预期违约的理论，预期违约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两种。所谓明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身
行为或客观事实预示其将不履行合同。立法上明文对预期违约予以规定，建立预期违约制度，不仅会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公平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预期违约诱发的违约危险，而且还可将预期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消灭在萌芽状态或降低到最低限度。此外，建立预期违约制度还可以防止长期争讼，特别是合同成立至履行期长达数年的长期合同，如果一方预期违约，另一方依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合同，就可以使纠纷及时解决。合同法草案吸取和了预期违约制度，在其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没有改变合同法草案的这一措词，而是将它与其他违约情况主要是实际违约归并在一起，其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从上述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对预期违约规定的条款的措词和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涉及预期违约里的明示预期违约，也涉及默示预期违约。在明示预期违约方面，它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基于明示预期违约有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属于一种明显的、确定的毁约，比较容易判断，因而条款这样规定明确可行，容易操作。但条款对默示预期违约的规定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还有尚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其不足具体表现为：条款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完善的判断当事人一方默示预期违约的客观标准，不便于实际操作。因为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预示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这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是否构成默示预期违约，我们既可以从该当事人的行为来判断，也可以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断，而不是仅限于从当事人的行为上判断。这里客观事实比较常见的主要包括当事人一方的经济状况、商业信用、履行能力等。而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该条款都仅规定从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这一方面去判断默示预期违约，而没有规定从客观事实方面去判断默示预期违约，显然其判断的客观标准是不完善的，它容易导致对默示预期违约认定上的主观随意性。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个实际情况是默示预期违约在我国先前有关合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明文加以规定的并不多见，对绝大多数合同当事人来说相当陌生。鉴于这一实际情况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在规定默示预期违约的判断标准的时候就必须慎重，应尽量将其规定得详细、全面，避免由于法律规定的缺漏导致的实际执行中的混乱，因而，条款在这方面显然尚待完善。救济方法不足。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预期违约条款都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对方就可以直接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这未免赋予守约方的权利过大，严重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平衡。笔者觉得守约方应在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之前，作为一种必要步骤，首先应要求预期违约方提供履约担保，并同时采取中止履约这种救济方法。这是因为，在当事人一方预见到另一方不能或不会履行合同主要债务以后，他虽然已面临着不能履约的危险，但他还不能立即确定另一方默示预期违约，更不能马上就解除合同，因为这时当事人一方仅仅是根据另一方行为或客观事实所作的一种推断，这种推断并不能代替另一方的决定，并有可能与具体实际情况发生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允许当事人一方以另一方默示预期违约为由而解除合同，对交易秩序的维护是不利的。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还是应该要求当事人一方首先应书面通知另一方，让另一方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履约保证，并有权要求在另一方提供保证之前，采取中止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义务这一种救济方法。若另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了履行保证，则证明其不构成默示预期违约，合同因而就不应该解除；若另一方不能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履约保证，这就构成默示预期违约，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才有权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应该看到这种分步骤采取不同救济方法的模式在西方许多国家的相关法律中都有规定，并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缺乏制约当事人一方滥用默示预期违约救济方法的规定。为了避免合同当事人一方滥用默示预期违约救济权，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必须预设一项责任，给该当事人必要的制约和牵制，这就是说，法律上应明文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未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确切证据时，中止或解除合同的，应负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而造成另一方损失的要负责赔偿。另外，合同法将合同法草案单列一条的预期违约与其他违约主要是实际违约归并在一起用一个条款进行规定，笔者觉得不恰当，因为预期违约与它们存在重大差异。就拿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的差异来说，预期违约属于在履行前毁约，而不像实际违约是在履行期到来之后的违约，它与实际违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发生的时间不同，由此导致它们两者呈现不同的特点，预期违约是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而不像实际违约那样，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预期违约所侵害的只是期待的债权而不是现实的债权。因而，为了便于合同当事人准确判断和把握预期违约，宜将预期违约作为一种特殊的违约形态，单独用一个条款加以规定，而不应像目前这样，与其他违约统在一起加以规定。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试就合同法上应对预期违约作出的规定单独拟定条文如下：“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因其行为或客观事实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应中止履行合同，并立即书面通知当事人一方。若该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保证，对方应履行合同；若该方自书面通知发出30天内未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对方可以解除合同。若没有当事人一方默示预期违约的充分证据，对方中止或解除合同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至于客观事实具体涵盖哪些内容，一方当事人在对方中止履约之后提供了充分保证，对方需要继续履行义务的履约期限如何计算，笔者觉得应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此加以明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预期违约制度在我国较为准确有效地贯彻执行。「参考文献」王利明等著：《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徐炳：《买卖法》，经济日出版社，1991。隋彭生主编：《买卖合同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吴志忠：《美国商事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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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别的再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不适用于( )。
合同法不适用：
(1) *** 依法维护经济秩序的管理活动，属于行政管理关系，不是民事关系，适用有关 *** 管理的法律，不适用合同法;
(2)法人、其他组织的内部管理关系，适用有关公司、企业的法律，也不适用合同法;
(3)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也不适用合同法。（4）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
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是：
(1)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2)适用的合同包括各类民事主体基于平等自愿等原则所订立的民事合同;
(3)适用范围既包括当事人设立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也包括当事人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是否构成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是法律，不属于作品。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五条本法不适用于:
（一）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档案，及其官方正式译文；
（二）时事新闻；
（三）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于哪一年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不一致时优先适用那部法律？
担保法施行以前适用《合同法》，担保法施行后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三条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
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适用担保法和本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颂布于多少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合同的条款包括哪些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题；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字订立合同。
国际贸易公平体现在那些方面 (三)
优质回答谈判中利益主体的一方，通常是外国的政府、企业或公民（在现阶段，还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企业和商人），另一方，是中国的政府、企业或公民。国际商务谈判是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现代国际社会中，许多交易往往需要经过艰难繁琐的谈判，尽管不少人认为交易所提供的商品是否优质、技术是否先进或价格是否低廉决定了谈判的成败，但事实上交易的成败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谈判的成功与否。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需要就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和调整各自的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谋求在某一点上取得妥协，从而在使双方都感到有利从而达成协议。所以，我们可以说，国际商务谈判是一种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经济活动，是调整和解决不同国家和地区政府及商业机构之间不可避免的经济利益冲突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
国际商务谈判的特点
国际商务谈判既具有一般商务谈判的特点，又具有国际经济活动的特殊性，表现在：
1．政治性强
国际商务谈判既是一种商务交易的谈判，也是一项国际交往活动，具有较强的政策性。由于谈判双方的商务关系是两国或两个地区之间整体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常常涉及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因此在谈判中两国或地区的政府常常会干预和影响商务谈判。因此，国际商务谈判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外交政策，同时，还应注意国别政策，以及执行对外经济贸易的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制度。
2．以国际商法为准则
由于国际商务谈判的结果会导致资产的跨国转移，必然要涉及国际贸易、国际结算、国际保险、国际运输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国际商务谈判中要以国际商法为准则，并以国际惯例为基础。所以，谈判人员要熟悉各种国际惯例，熟悉对方所在国的法律条款，熟悉国际经济组·织的各种规定和国际法。这些问题是一般国内商务谈判所无法涉及的，要引起特别重视。
3．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既不强加于人，也不接受不平等条件。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平等互利是我国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所谓平等互利，是指国家不分大少，不论贫富强弱，在相互关系中，应当一律平等。在相互贸易中，应根据双方的需要和要求，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互通有无，使双方都有利可得，以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在进行国际商务谈判时，不论国家贫富，客户大小，只要对方有诚意，就要一视同仁，既不可强人所难，也不能接受对方无理的要求。对某些外商利用垄断地位抬价和压价，必须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对某些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地区，我们也不能以势压人，仗势欺人，应该体现平等互利的原则。
4．谈判的难度大
由于国际商务谈判的谈判者代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背景，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从而使影响谈判的因素更加复杂，谈判的难度更加大。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对手的情况千变万化，作风各异，有热情洋溢者，也有沉默寡言者；有果敢决断者，也有多疑多虚者；有善意合作者，也有故意寻衅者；有谦谦君子，也有傲慢自大盛气凌人的自命不凡者。凡此种种表现，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有关。不同表现反映了不同谈判者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谈判者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谈判技巧，不仅能在谈判桌上因人而异，运用自如，而且要在谈判前注意资料的准备、信息的收集，使谈判按预定的方案顺利地进行。
国际商务谈判的原则
1、平等性原则 平等是国际商务谈判得以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在国际经济往来中，企业间的洽谈协商活动不仅反映着企业与企业的关系，还体现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相互间要求在尊重各自权利和国格的基础上，平等地进行贸易与经济合作事务。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平等性要求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谈判各方地位平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企业不论实力强弱，个人不管权势高低，在经济贸易谈判中地位一律平等。不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把自己的观点和意志强加给对方。谈判各方面尊重对方的主权和愿望，根据彼此的需要和可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对于利益、意见分歧的问题，应通过友好协商加以妥善解决，而不可强人所难。切忌使用要挟、欺骗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交易的目的，也不能接受对方带强迫性的意见和无理的要求。使用强硬、胁迫手段，只能导致谈判破裂。 (2)谈判各方权利与义务平等。各国之间在商务往来的谈判中权利与义务是平等的，既应平等地享受权利，也要平等地承担义务。谈判者的权利与义务，具体表现在谈判各方的一系列交易条件上，包括涉及各方贸易利益的价格、标准、资料、方案、关税、运输、保险等。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谈判，要按照有关规则公平合理地削减关税，尤其是限制或取消非关税壁垒。谈判的每一方，都是自己利益的占有者，都有权从谈判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都有权要求达成等价有偿、互相受益、各有所得的公平交易。价格是商贸谈判交易条件的集中表现，谈判各方讨价还价是免不了的，但是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进行协商，对进出口商品作价应以国际市场价格水平平等商议，做到随行就市，对双方有利。为弥合在价格以及其他交易条件上的分歧，顺利解决谈判中的争执，就需要以公平的标准来对不同意见进行判定，而公平的标准应当是谈判各方共同认定的标准。在谈判的信息资料方面，谈判者既有获取真实资料的权利，又有向对方提供真实资料的义务。谈判方案以及其他条件的提出、选择和接受，都应符合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谈判者享受的权利越多，相应地需要承担的义务也就越多，反之亦然。 (3)谈判各方签约与践约平等。商务谈判的结果，是签订贸易及合作协议或合同。协议条款的拟订必须公平合理，有利于谈判各方目标的实现，使各方利益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签约践约要使“每方都是胜者”，美国学者尼尔伦伯格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谈判的平等性要求，可以说是谈判成功的至理名言。谈判合同一经成立，谈判各方面须“重合同，守信用”，“言必信，行必果”，认真遵守，严格执行。签订合同时不允许附加任何不合理的条件，履行合同时不能随意违约和单方面毁约，否则，就会以不平等的行为损害对方的利益。 2、互利性原则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平等是互利的前提，互利是平等的目的。平等与互利是平等互利原则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打仗、赛球、下棋，结局通常是一胜一负。国际商务谈判不能以胜负输赢而告终，要兼顾各方的利益。为此，应做到以下几点。 (1)投其所需。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进行谈判，说到底就是为了说明对方进而得到对方的帮助和配合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或曰通过协商从对方获取己方所需要的东西。 首先，应将自己置身于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其着想。把对方的利益看成与自己的利益同样重要，对其愿望、需要与担忧表示理解和同情，富于人情味，建立起情感上的认同关系，从心理上启开对方接纳自己之门。要记住：谈判虽为论理之“战”，然谈判桌上为人所动的是“情”，常常是“情”先于“理”。 其次，要了解对方在商务谈判中的利益要求是什么。谈判的立场往往是具体而明确的，利益却隐藏在立场的后面，出于戒心，对方不会轻易表白，即使显露，也是很有分寸、注意程度的。因而，了解对方的需求，应巧妙地暗探，策略地询问，敏锐地体味“话中之话”，机智地捕捉“弦外之音”。 第三，在对对方有所知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满足其需求。这是前面行为的目的，是最重要的一环。在商务谈判中考虑和照顾对方的利益，会引起对方的积极反应，促进互相吸引、互相推动的谈判格局的形成。自己的主动利他之举，能唤起对方投来注意和关心。谈判各方通常都有在该谈判中努力实现的利益目标，因此，为对方着想就要根据对方的利益目标满足其基本需要。在目标要求不一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寻求双方利益的相容点而投其所需。此外，还要注意对方非经济利益的需求，如安全感、归属感、自尊感、认同感、荣誉感等，这类需求得到满足，有时会产生某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使谈判的实质性问题得到轻而易举的解决，使自己受益无穷。莎士比亚说：“人们满意时，会付高价钱。”高明的谈判者自然明白个中奥妙。 (2)求同存异。谈判各方的利益要求完全一致，就无需谈判，因而产生谈判的前提是各方利益、条件、意见等存在着分歧。国际商务谈判，实际上是通过协商弥合分歧使各方利益目标趋于一致而最后达成协议的过程。如果因为争执升级、互不相让而使分歧扩大，则容易导致谈判破裂。而如果想使一切分歧意见皆求得一致，在谈判上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互利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谈判各方应谋求共同利益，妥善解决和尽量忽略非实质性的差异。这是商务谈判成功的重要条件。 首先，要把谋求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各方之“同”，是使谈判顺利进行和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从分歧到分歧等于无效谈判。谈判中的分歧通常表现为利益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分歧。参与谈判的每一方都要追求自身的利益，由于所处地位、价格观念及处理态度不同，对待利益的立场也就不同。需要指出的是，谈判各方从固有的立场出发，是难以取得一致的，只有瞄准利益，才有可能找到共同之处。而且，国际商务谈判的目的是求得各方利益之同，并非立场之同。所以，要把谈判的重点和求同的指向放在各方的利益上，而不是对立的立场上，以谋求共同利益为目标。这就是求大同，即求利益之同。 然而，求利益之同难以求到完全相同，只要在总体上和原则上达到一致即可，这是对求大同的进一步理解。求同是互利的重要内容，如果谈判者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对方的利益，不注重双方的共同利益，势必扩大对立，中断谈判，各方均不能有所得。一项成功的商务谈判，并不是置对方于一败涂地，而是各方达成互利的协议。谈判者都本着谋求共同利益的态度参与谈判，各方均能不同程度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林肯曾颇有感触地说：“我展开并赢得一场谈判的方式，是先找到一个共同的赞同点。”谈判的前提是“异”，谈判的良好开端则是“同”，谈判的推动力和谈判的归宿更在于“同”。 其次，努力发现各方之“同”。国际商务谈判是一种交换利益的过程，而这种交换在谈判结束时的协议中才明确地体现出来。谈判之初，各方的利益要求还不明朗或不甚明朗，精明的谈判者能随着谈判的逐步深入从各种意见的碰撞中积极寻找各自利益的相容点或共同点，然后据此进一步探求彼此基本利益的结合部。谈判各方利益纵然有诸多相异之处，总能找到某种相同或吻合之点，否则在一开始就缺乏谈判的基础和可能。为了引导对方表露其利益要求，应在谈判中主动而有策略地说明己方的利益。只要你不表现出轻视或无视对方的利益，你就可以用坚定的态度陈述自己利益的重要性。坚持互利原则内在地包含着坚持自己的利益，只是要把这种自我坚持奠定在对对方利益的认可与容纳的基础之上。忽视、排斥对方的利益和隐藏、削弱自身的利益，都不利于寻求相互之间的共同之处，都会妨碍谈判目标的正常实现。在解释自己的利益时，要力求具体化、生动化、情感化，以增加感染力，唤起对方的关切。在协调不同要求和意见的过程中，应以对方最小的损失换取自己最大的收获，而不是相反。 第三，把分歧和差异限定在合度的范围内。求大同同时意味着存小异，存小异折射着谈判各方的互利性。绝对无异不现实，而差异太大难互利。就商务谈判而言， “小异”不只是个数量概念，更重要的是有质的含义。其质的要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谈判各方非利益之异，其二是若存在利益上的差异则应为非基本利益之异。这是互利性要求的内在规定，是谈判协议中保留分歧的原则界限。谈判各方的不同利益需要，又可分为相容性和排斥性的。属于排斥性的，只要不与上述原则要求相悖，允许存在于谈判协议之中；如是相容性的，则能各取所需，互为补充，互相满足。 (3)妥协让步。在国际商务谈判中，互利不仅表现在“互取”上，还表现在“互让”上。互利的完整含义，应包括促进谈判各方利益目标共同实现的“有所为” 和“有所不为”两个方面。既要坚持、维护己方的利益，又要考虑、满足对方的利益，兼顾双方利益，谋求共同利益，是谓“有所为”；对于难以协调的非基本利益分歧，面临不妥协不利于达成谈判协议的局面，作出必要的让步，此乃“有所不为”。谈判中得利与让利是辩证统一的。妥协能避免冲突，让步可防止僵局，妥协让步的实质是以退为进，促进谈判的顺利进行并达成协议。
国际商务谈判的重要性
国际商务谈判是国际货物买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是签订买卖合同的必经阶段。国际商务谈判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务与技术方面的问题，还包括法律与政策问题，它是一项政策性、策略性、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国际商务谈判的结果，决定着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从而确定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故买卖双方都很重视商务谈判这项重要的活动。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商务谈判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它比国内贸易中的洽谈交易复杂得多。因为，交易双方分属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彼此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体制和贸易习惯，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信仰和民族习惯，而且还有语言和文字沟通方面的困难。 在谈判过程中，由于交易双方的立场及其追求的具体目标各不相同，故往往充满尖锐复杂的利害冲突和反复讨价还价的情况。参加商务谈判人员的任务是，根据购销意图，针对交易对手的具体情况，施展各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正确处理和解决彼此间的冲突和矛盾，谋求一致，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协议。由于交易双方达成的协议不仅直接关系着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得失，而且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得轻易改变，所以是否拍板成交和达成协议，彼此都应持慎重态度。如果由于失误而导致磋商失败，就会失掉成交的机会。如果由于我方人员急于求成、疏忽大意或其他原因，作了不应有的让步，或接受了不合理的成交条件和有悖于法律规定的条款，致使交易磋商中出现一些错误和隐患，往往事后难以补救。这不仅会使我方在经济上蒙受不应有的损失，而且还可能给履约造成困难，进而影响双方关系，对外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综上所述，足见商务谈判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做好这个环节的工作，妥善处理商务谈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协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篇郭玉军的论文 (四)
优质回答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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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以及在本国立法中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国际公约和示范法在协调和统一国际商事仲裁立法方面重要作用，使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不断地趋于协调与统一。
一、有关仲裁协议的国际商事仲裁立法的统一化趋势
由于国际经济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各国都十分重视仲裁的作用，具体在仲裁协议的立法中，法律上对仲裁协议的形式、内容的要求及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等规定，都发生了值得注目的变化。
（一）、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得到普遍承认
当事人依法订立的仲裁协议，受各国法律的保护，除法院认为该协议无效、失效、或不能执行外，法院应强制执行当事人间业已订立的仲裁协议。[1]《纽约公约》确立的倾向于执行仲裁协议的观念，算得上是仲裁协议方面的最大发展。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示范法》第8条在《纽约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即使就仲裁协议的标的已向法院起诉，仲裁程序仍然可以开始或继续进行，并可作出裁决，同时等待法院对该问题的判决。到目前为止，适用《纽约公约》的国家和地区有126个；全部或部分《示范法》的国家和地区约40个，而没有《示范法》的国家和地区，在制定仲裁时，也非常重视借鉴，参考《示范法》，并以此作为评价其立法质量的标准。[2]
（二）、承认与执行依据有效仲裁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
《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了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各缔约国应当承认与执行依据有效的仲裁协议作出的裁决，除非有公约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的理由。[3]截止到2001年《纽约公约》共有缔约国126个。[4]由于许多缔约国在本国的仲裁立法中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示范法》，[5]就使得各国承认与执行依据有效的仲裁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的立法趋于统一。
（三）、“自裁管辖说”得到各国立法的广泛认可
仲裁庭的的管辖权与仲裁协议有效性有直接的关系，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使仲裁庭仲裁庭区的管辖权的最重要的依据。“自裁管辖说”的核心是仲裁庭有权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及其管辖权作出裁定。仲裁庭有权就其管辖权作出决定首先出现在国际商会1955年的《仲裁规则》中，该规则第6条第2款规定：仲裁庭有权就当事人“对仲裁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作出决定”。[6]在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各国法律均规定仲裁机构有权就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其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定。例如，《示范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出裁决。”其他许多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联合国贸发会1976年《仲裁规则》第21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1994年《仲裁规则》第36条，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仲裁规则》第51条。即便在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也允许仲裁庭就其管辖权及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作出决定。
（四）、有关仲裁协议的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际仲裁立法在仲裁协议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与统一，但在一些各国比较敏感的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有效仲裁协议应当具备的要件
由于各国对此内容的规定有较大的差异，造成了这样的状况：一国法律规定某一特定的事项不能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为此订立的仲裁协议就会依据该国的法律为无效。同样的事项，另一些国家可能并无限制，仲裁协议在这些国家视为有效。由于这一问题涉及一国的公共利益，依据各国的国内法和国际公约，各国有权依据本国法认定仲裁协议项下仲裁事项的可仲裁性，从而导致在仲裁协议有效性上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7]
2、仲裁裁决的效力及其认定
仲裁裁决的法律上的效力如何？是否应该得到承认与执行？究竟应该有哪国法院作出认定！根据《纽约公约》，裁决地国和执行地国均可以决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各国法院对此作出认定时，均适用本国的法律。这样就造成了这种状况：仲裁裁决被裁决地国的法院撤销，执行地国法院如果认为该裁决有效，仍然可以对该裁决承认与执行。反之亦然。
二、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新发展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各国一般都要求仲裁协议必须具备书面形式。《纽约公约》专门就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作出规定：“书面协定者，为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其条文所称“函电”当时仅仅包括了信件、电报和电传。《示范法》第7条第2款在仲裁协议的“书面”要求方面较之《纽约公约》有新的突破，表现在：第一，书面的仲裁协议包括了通过能够“提供协议记录的其他电讯手段”订立的仲裁协议；第二，双方提交仲裁文件和不对仲裁管辖提出异议的行为可以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书面的仲裁协议的依据。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工作组第32届会议讨论了“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和电子商务的问题，工作组普遍认为为了促进电子商务运用于国际贸易并让当事人自行商定在电子商务领域中使用仲裁手段，《纽约公约》第2条第2款应解释为包括《电子商务示范法》第2条界定的电子通讯手段。[8]于是，在符合公约所确立的支持仲裁的精神的前提下，国际上对“书面形式”作为扩大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存在双方当事人签署的书面协议
例如，合同是通过某一经纪人缔结的，经纪人发出了表明双方已同意的内容的合同文本，其中包括了仲裁条款，但当事人双方并没有任何直接的书面联系；又如，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是在当时一方提议的合同案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另一方并未以书面形式明示接受，但该另一方在后来的通信、发票或信用证上提及该合同；再如，在口头协议中提到一系列书面条款，这些书面条款是标准形式的，其中含有仲裁协议。按照传统的理解，“书面”常常意味着签字。现在的国际仲裁实践已不要求仲裁协议必须经各方当事人签署，一些国家的立法也明确规定此点。如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5条规定，仲裁协议以书面形式达成，无论当事人签字与否。
（二）、通过推定认定仲裁协议的成立
例如，按照《纽约公约》，仲裁协议可由当事人以互换通讯的方式达成。互换往往意味着一来一往，一方要约，另一方承诺。也就是说，默示接受仲裁协议是不可行的。但最近的司法及仲裁实践表明，一方发出了包含仲裁条款的要约，另一方未作答复但履行了合同，视为接受了仲裁协议。又如，相同的当事双方在交易过程中订立了一系列的合同，以往的合同成载入有效的仲裁协议，但所涉的合同并没有签字的书面凭证，或没有就该合同交换过书面意见。再如，提单上以提及方式包含该租船合同的条款以及含有仲裁条款的提单没有经过发货人或随后的提单持有人签字。在立法上，受到《示范法》的影响，无论是英美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规定，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进行讨论，即可弥补仲裁协议形式上的任何缺陷。也有一些国家这样规定，在诉讼或仲裁程序的文件交换中，一方声称存在仲裁协议，另一方在回复中没有提出异议，仲裁协议即成立。
（三）、只要有书面证据证实，口头形式也可达成仲裁协议
这一变化，使口头形式的仲裁协议与书面形式的仲裁协议之间的区别缩小了，有助于《纽约公约》扩大适用范围。英国《1996年仲裁法》，香港《仲裁（修订）条例》（2000年）都规定，仲裁协议有书面证据证实，即被视为具备书面形式。
（四）、“书面形式”的其他表现
基于技术的最新发展，国际上对“书面”的解释也相应扩大，即“书面”不等于“书写”，刻录于有形介质或储存在电子或其它介质上，能以可感知的形式重新恢复的信息，都被认为具备书面形式，不但是电子邮件，甚至录音，都可能被认为具备书面形式。英国《1996年仲裁法》，香港《仲裁（修订）条例》（2000年）及美国2000年《统一仲裁法》等。都是如此，另外，包括1996年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在内，一些立法虽然不是专门的仲裁立法，但对“书面形式”也作了扩大解释，电子讯息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纸质文书功能等同。仲裁协议也是一种合同，如果解决了普通合同的形式问题，实际上也是解决了仲裁协议的形式问题。
（五）、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时“尽量使其有效原则”得到广泛承认
采用这一原则的典型是瑞士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该法第178条规定了数种可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只要符合其中之一，仲裁协议即是有效的。司法实践中，在认定仲裁协议效力时，跨国法律观念也得到应用。法国法院在Khoms EI Mergeb v.Dalico一案中认为，仲裁协议受到当事人的共同意愿支配，而没有必要适用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仲裁实践中，也有仲裁员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和需要的客观标准及当事人公平合理的期望与共同意愿等主观标准，作为确定仲裁协议有效的依据。正如一位仲裁法专家所言，仲裁协议的内容可以很简单，只要反映了当事人的仲裁意愿即可，重要的是出现了“仲裁（arbitration）”两个字。[9]
三、仲裁第三人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
仲裁作为一种古老的解决当事人民商事争议的非诉讼方式发展到今日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备。然而，由于国际交往日趋复杂多样，跨国多方当事人合同争议的增多，仲裁中的某些程序性问题引起世界各国仲裁理论界的重视。其中最主要的仲裁第三人问题。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不仅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仲裁实务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仲裁第三人问题的争论
仲裁第三人是指非仲裁协议的表面签订者，由于合同或其他财产关系，对仲裁标的或相关的财产权益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虽无独立的请求权，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主动申请参加、或被仲裁当事人要求追加、或被仲裁庭通知，加入到即将开始或已经开始的仲裁程序中的当事人。[10]
无可置疑，“所谓仲裁第三人制度，显然有模仿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的因素。”[11]民事诉讼中设立第三人制度，有利于简化程序，减少诉累，提高审判效率，防止法院对同一问题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仲裁活动中是否应该引入仲裁第三人，一直是各国仲裁理论界争议的焦点。反对者认为在理论上，仲裁第三人的引入，违背了仲裁协议的自愿原则、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仲裁程序的保密性、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以及仲裁的公平效率价值追求等基本规则。[12]赞同者从集团理论[13]、衡平原则、公共政策原则、当事人平等原则及实践角度[14]，对仲裁第三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的了细致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有关国家国内法和仲裁规则对仲裁第三人的规定
对第三人参加仲裁，目前各国很少有明文规定。荷兰是少数在立法中规定仲裁第三人的国家之一。根据《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45条规定，经与仲裁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书面申请，仲裁庭可以允许该第三人参加或介入仲裁程序；如果第三人根据他与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的书面协议参加仲裁，其参加、介入、或联合索赔可由仲裁庭在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后许可；一旦获准参与、介入或联合索赔，第三人即成为仲裁程序的一方当事人。比利时的仲裁法与荷兰法有相似的规定。[15]在美国，由于联邦仲裁法未对仲裁第三人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各州有权制定此问题的法律。南卡罗纳州和美国犹他州已经通过了有关第三人参加仲裁的立法。日本商事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第26则也规定了第三人加入仲裁的条件：1、第三人同意；2、当事人同意；仲裁庭同意。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按照该仲裁协会的规则，第三人才可能参与仲裁。第三人参加仲裁的观点在我国还没有获得立法支持。
（三）、仲裁第三人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
突破仲裁协议的表面限制，引入仲裁第三人是完善仲裁法律体系，适应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需要。
首先，意思自治事仲裁制度的基石，国际仲裁的价值在于效益和公正，而且效益是国际商事仲裁的首要价值取向。应该说当事人选择仲裁放弃诉讼的目的也是为了得到体现效益与公正的裁决，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意思自治”。在仲裁中意思自治存在的意义在于保证仲裁庭裁决体现的效益与公正。[16] “优良法律的存在会从整体上节省社会的运作成本，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作成本，而自身存在缺陷的法律却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阻碍。”[17]仲裁作为当事人自愿选择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它的运作应该有益于降低当事人的损失减少交易成本。
其次，“国际商事仲裁是兼具契约性与司法性的法律制度，其性质是契约性与司法性两者的有机结合，其中契约性是仲裁制度的本质属性，处于主要地位，司法性是仲裁制度的重要属性，处于从属地位。”[18]契约性表明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司法性表明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两者共同维护着仲裁制度的正常运转。
在诉讼中，法官为了简化诉讼程序，避免对同一案件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可以根据第三人制度依职权将案外人引入已开始的诉讼中，这是一国司法权的体现。仲裁中同样存在着对第三人制度的需要。既然诉讼程序中的第三人制度是诉讼程序中司法权的体现，那么仲裁制度所具有的司法性当然可以构成在仲裁制度中设立第三人制度的理论依据。
再次，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新发展为第三人制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可能性。根据传统的仲裁理论，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协议上签字，就不受仲裁协议的约束。随着仲裁理论的更新以及各国相继改革仲裁立法，许多国家立法与仲裁实践逐步承认仲裁条款对未签字人的效力。这表明仲裁已突破了传统理论的窠臼，更加关注现实的法律关系与实践中的利益冲突。这为第三人：仲裁协议的未签字人，参与仲裁提供了可能性。
最后，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看，各国合同法及其他民商事实体法都有大量的有关第三人权利义务的规定。程序法必须以现存的实体法的内容为依据，以实现实体法中确定的法律关系为己任，实体法中的规定必然要在程序法中得到体现。仲裁作为一种程序性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如果不确立第三人制度，实体法中的有关第三人权利义务的规定就无从得以实现。
人天天都会学到一点东西，往往所学到的是发现昨日学到的是错的。从上文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它在国际商事贸易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具体的实践,许多国家在起草或修改本国合同。如需更深入了解，可以看看云律目网的其他内容。
